1958年9月29日晚，北京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，瓷杯里晶莹的汾酒微微摇晃。周恩来举杯向一位面容黝黑的军人说道：“老徐，辛苦了，来！”那军人憨憨一笑，一饮而尽，随后便被战友抬下席。席间众人还未散，却已口口相传：这位就是在朝鲜孤身脱险又干掉64名敌人的徐长富。
酒香犹在，时间倒回到8年前。1950年10月19日深夜，40军119师355团渡过鸭绿江。群山漆黑，河水冰冷，部队里有人低声念叨：半月前还在锦州操场列队，现在却要与世界头号强国过招。27岁的徐长富背着轻机枪，脚步沉稳。他记得那年家乡东辽县的苞米地被炮火掀起的味道，也记得父亲临行前的嘱托——“回来时要带着胜仗的消息”。
云山一役，美军一个步兵营外加炮兵中队被消灭。徐长富在此役没赶上正面交锋，心里憋着一口气。第二次战役开打，他和通信兵张守礼奉命在山口埋设地雷。雷刚埋完，几十名美军拦腰冒出。张守礼紧张得手心全是汗，徐长富却低声吩咐：“你走，我挡。”随后一枪挑起混乱，边撤边把对手往雷区上引，地雷接连炸响，15具敌尸横陈谷底。
三战推进到清川江。夜色茫茫，敌军误把一处民房当临时宿营地。徐长富带班摸哨，恰好撞见。他瞄了一眼屋内光影，忽生一计，让随队翻译用朝鲜语高喊：“整栋房子已埋炸药，投降否则一并送上天！”18名敌兵当即举手走出，枪支整齐放在脚边。没开一枪，班里多了18个俘虏，这在电台里被称为“神来之笔”。
1951年2月，第四次战役气氛骤变。李奇微上任，火力铺天盖地。119师接棒42军，死守金化以西一线。725高地的土质松软，工事难挖，敌人却把这里当成钉子眼猛攻。八连被推上山头，徐长富的一班充作预备队，连长只给了18袋高粱饼与十四箱子弹，简单一句：“阵地在，人就得在。”
六昼夜对峙，山头灼热得像铁板。美军先用航空照射，再以榴弹覆盖，随后步兵试探。徐长富将机关枪一口气搬了三个点位，打一梭子就变阵。对面摸不清虚实，索性又请求炮兵复射。阵地尘土飞扬，他和指导员刘学忠靠着一个弹坑来回翻滚，耳膜被震得生疼，却硬是顶住三轮冲锋。
4月13日黄昏，团部下令按序后撤。八连弹药见底，若整体移动必遭覆灭。需要留下一个班殿后，其他人才能顺利下山。徐长富毫不犹豫站出来：“算我们。”指导员塞给他半块冻馒头，“拿着顶饥”。他笑道：“子弹够就行。”
夜幕降临，山坡对面忽明忽暗，敌人的探照灯扫来扫去。徐长富先派机枪组、刘学忠等4人摸黑滑下山脊。余下6人分成两股，准备依次突围。第一梯队刚露身，密集曳光弹像网一样罩来，只得趴回。敌人已觉察企图，包围圈越缩越紧。
徐长富迅速调整：东北面曾宜礼三人先吸引火力，自己带两人打侧翼。“听声走，别停！”他低吼一声冲出，却没跑多远就听到右侧爆豆似的枪响。“曾宜礼怕是撞沟里了。”他让身边两人继续下撤，自己折返寻人。山坡寂静，只有硝烟味刺鼻。判定战友已脱险，他又掉头往主阵地跑，此时弹匣空了，唯一倚仗是坑里那两枚反坦克手雷。
月色惨白，他摸出第一枚，拔梢、甩臂，巨响把山石都震松了。几名美军被抛向空中。硝烟未散，他抱起第二枚贴身猛冲，正撞上一排端刺刀的敌兵。电光石火，他把手雷推向人群，转身就地一滚。再一声闷响，惨叫此起彼伏。山体回音未绝，他已借势滑进沟底，一口气跑出七八十米，直到背后枪声稀疏才停下，这才发现身上两处擦伤，鲜血与泥巴黏在一起。
天亮时，他在洪川江北岸与连首长会合。统计结果显示，725高地殿后作战，徐长富一人毙敌64名，协助全连安全脱离。师里推荐他为一级战斗英雄、特等功臣。批示很快下达，只有一句话：实至名归。
停战后，志愿军于1958年全部撤回。那场国宴前，杨勇总司令特意叮嘱：“老徐不胜酒力，见了总理可别逞能。”哪知周总理连敬三杯，徐长富也不好推辞，连声说“首长，干！”人群哄笑，他脸色通红，几分钟后软倒在椅子上。散席时，几个战友把他架着走，他却迷迷糊糊嘟囔：“725…阵地不能丢。”
档案馆里，如今仍珍藏着那张照片：徐长富醉眼惺忪，军装前洇着酒渍，手里竟还攥着勋章盒，仿佛随时准备再上战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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